第三十五章:三大战役-《落脚之地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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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野以极小代价占领郑州,开封后,对战役的部署产生重大影响,同时,中野牵制张淦三兵团、黄维十二兵团,迟滞了华中国军向徐州战场的东调。
1948年10月27日,中野主力四个纵队由郑州东进进入徐蚌战场,相机行事。
在济南失守后,1948年10月,徐州”剿匪“总司令部开始收缩兵力,国军集结了4个兵团(第2、第13、第7、第16兵团)和4个绥靖区(第3、第4、第1、第9绥靖区)部队25个军共约60万人,以徐州为中心,利用津浦、陇海两条铁路线,组成东起海州、西迄商丘、北起临城、南达蚌埠之“一点两线”防御阵线,加强防守中原和华东地区,采取战略守势。
10月底,解放军中原野战军进攻郑州,国军忧虑其可能会与华东野战军在江淮地区会合,为巩固江淮,屏障南京。
1948年10月29日,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,按照华中“剿匪”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提出“守江必守淮”之指导思想,提出两种作战方案:一是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、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,做战略防御;当解放军南下时,即集中全力,寻机与解放军决战;二是放弃徐州,退守淮河进行河川防御。
同时,为解决兵力不足,将辽沈战役后驻留葫芦岛的第39军、第54军转至蚌埠,支援徐蚌战场。尽管这次会议商定采用第一种作战方案,但直至徐蚌会战开始,国民党仍没有确定作战部署 ,蒋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,在淮河一带击破解放军主力,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。
直至1948年11月5日,顾祝同在徐州召集刘峙、邱清泉、黄百韬、李弥等开会,方确定部署按第一案,主力沿津浦路排开。
在指挥官人选上,蒋希望桂系白担任总指挥 ,但白认为国军十字型布阵完全陷入被动,于是坚决推辞 。
在前方指挥机构人选方面,蒋又希望徐州“剿匪”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能指挥这场战事,但杜聿明已于1948年10月15日被紧急调往东北“剿匪“总司令部。
蒋一时无信任人选可派,于是以徐州“剿匪“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来指挥这场战役。从白拒绝指挥,到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,只有6天时间。
1948年9月24日济南失守后,国民党军总部以为华东野战军需要长时间休整,未能料到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损失不大,能迅速南下进攻徐州,结果大意轻敌。
粟裕为迷惑国民党军,特意在山东开了十几台大功率电台,不停向外发出指令,国军误认为华东野战军主力依然在山东。使徐州“剿匪“总司令部部署调整、兵力调动也趋缓慢。
1948年11月1日,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,共约15万人,以及部分地方部队与华东野战军共同进行淮海战役,参战兵力达到60万人。实际上,约50万解放军同时从不同方向秘密夜行,在国军不知情下扑向徐州。
徐州“剿匪“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刘峙作战无能,故在战斗前,国军布阵极为不利,与解放军作战处于被动及被分割攻击。
国民党军尚未按“徐蚌会战计划”南移,1948年11月5日,刘峙见国军各兵团均已报告在正面发现解放军主力都扑向徐州之势,便遵从蒋之意,将徐州周边部队向徐州收缩靠拢,然后再图向淮河一线撤退。
刘命令黄百韬第7兵团、李弥第13兵团退回徐州东郊;经蒙城向蚌埠调动的孙元良第16兵团,经宿县北上退回徐州;邱清泉第2兵团退回徐州西郊,死守徐州。
1948年11月6日,南京统帅部调动华中“剿匪”总司令部的第12兵团进至太和、阜阳地区东援。徐州、蚌埠战场国民党军兵力增加到70万人。
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1948年11月6日夜间发起总攻,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,发现国民党军正在收缩,当即转入追击。
黄百韬第7兵团因奉令等海州第9绥靖区的第44军西撤,推迟至7日才到西开。华东野战军借此延误,追上正在渡大运河的第7兵团,负责殿后的国军第7兵团第63军、第100军83师被迅速歼灭。黄百韬见势不妙,希望李弥第13兵团协助撤退。李弥拿出刘峙命令,执意按计划回撤,拒绝援助。
1948年11月8日,防守运河一线的国军第3绥靖区3/4以上之官兵举行贾汪起义。起义之后,解放军迅速通过国军第三绥靖区防区。
11月10日,解放军先头部队的山东兵团主力,歼灭国军第7兵团西撤之先头师,切断国军第7兵团退路。
国军第7兵团渡过大运河后,走到碾庄时,第64军军长刘镇湘建议,依靠第13兵团在碾庄留下的军事工事,与解放军大战一场。同时,南京统帅部发来电,称可交战,如能击退解放军再走亦可,这样第7兵团就在碾庄犹豫了一天,最后决定迎战解放军。
结果解放军行军速度超出预料,在一日之内,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,就攻占碾庄与徐州之间曹八集等各据点要道,11日,华东野战军主力将国军黄百韬第7兵团12万人合围于碾庄地区,孟良崮战役似乎要重演。
此时徐州南方战况,由于宿县的孙元良第16兵团北撤徐州,而协防宿县的刘汝明第4绥靖区也向南撤。
由于刘峙指挥慌乱,蒋决定1948年11月10日把杜聿明调回任徐州“剿匪“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,具体负责指挥作战;同时命令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由徐州向东攻击,为碾庄的黄百韬第7兵团解围。
杜聿明是国军有名的救火队长,虽然身患重病,徒步行走都很吃力,但形势紧急。
杜开始调度,在蚌埠,以第9绥靖区改组建第6兵团,以第4绥靖区改组建第8兵团,两兵团将协同沿津浦铁路两侧向宿县推进。至此,徐州、蚌埠战场国民党军兵力增加到80万人。
1948年11月16日,中原野战军攻占张绩武驻防的宿县,切断了徐州守军向蚌埠之退路。
鉴于淮海战役规模越打越大,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默契合作,淮海战役解放军总前委成立后。
宿县失守,严重威胁徐州,蒋介石下令黄维第12兵团及蚌埠之李延年第6兵团、刘汝明第8兵团向北推进,准备重新夺回宿县。
自11月13日起,徐州国民党军以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协同攻击全力解碾庄第7兵团之围。
刚开始,粟令华东野战军第7、第10、第11纵队组成阻援兵团,由10纵司令员宋和政委刘统一指挥,在侯集、林佟山至大许家地域,实行正面防御阻击徐州国民党军东援;以苏北兵团各纵队从徐州东南侧击第2、第13兵团增援,在潘塘附近发生激战。
国军第2兵团被华东野战军阻于离碾庄12公里处大许家一线,无法突破。
11月19日,华东野战军全力加快对第7兵团的围歼作战,至1948年11月22日,华东野战军将碾庄第7兵团10万人全部歼灭,第7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阵亡。
国军第7兵团被歼灭后,由蚌埠进军的李延年第6兵团、刘汝明第8兵团担心被解放军攻击而拖延北进,造成从华中“剿匪“总司令部增援向宿县进军的第12兵团(司令官黄维)位置突出、孤立。
在华东和中原二个方面集团军的联合阻击下,国军李刘黄这3个兵团30余万人始终无法靠拢徐州打通徐州—蚌埠间联系,战场形势对国民党军极其不利。
第12兵团由蒙城出发渡过涡河,1948年11月21日,第12兵团到达南坪集并渡过浍河,发现华东与中原二个解放军有合围之势,于23日夜转向东南方向的固镇转移,企图向李延年第6兵团靠拢。中原野战军集中兵力合围黄维第12兵团。
1948年11月23日,为便于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,淮海战役总前委移驻临涣以东15华里、浍河北岸的宿县小李家村。
小李家村是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普通小村庄。村周围柏树环绕,郁郁葱葱,比较隐蔽,这里位于徐宿铁路与徐阜公路之间,是国军‘南北对进,打通徐蚌,三路大军会合”的预定地点,每天都有几批敌机临空侦察或过往,总前委驻在这里,是国军意料不到的。
1948年11月25日,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将国民党军黄维第12兵团10万人包围于宿县西南之双堆集。
11月27日,黄维指挥第12兵团乘合围尚不严密以4个师兵力为先头向东南方向全力突围,其中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率部阵前倒戈,致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,军心动摇,士气一蹶不振,只得就地固守待援。
此时,国民党军已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,由于第7兵团被消灭,徐州东线已完全暴露。徐州往蚌埠之退路,亦因宿县被中原野战军占领而切断,而双堆集黄维第12兵团10万人也被中原野战军合围,有被全歼之危险。
1948年11月28日,蒋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,不得不下令徐州驻军第2、第13、第16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江南撤退,徐州“剿匪”总司令官刘峙将离开徐州调到蚌埠指挥第6兵团、第8兵团再次北援。
由徐州“剿匪“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30万徐州守军,于1948年11月30日放弃徐州向西南沿永城、涡阳撤退。华东野战军发现国军撤走,立即以7个纵队30万人发起追击、拦截。
同时,由于南线李延年兵团缩回蚌埠,华东野战军又从南线另抽调3个纵队加入北线对杜聿明集团的围攻。杜聿明部途中接到蒋介石命令向东南出击,去解救双堆集的黄维第12兵团。
杜指挥的邱清泉第2兵团、李弥第13兵团、孙元良第16兵团不得不又转攻东南去营救双堆集黄维的第12兵团。邱李孙的三个兵团最终在12月4日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。
12月6日,孙的第16兵团因协调错误,自行突围,大部被歼灭。
中原野战军对黄维第12兵团采取大量挖战壕逼近的包围攻坚战法,对第12兵团合围圈不断缩小,至12月初,第12兵团粮弹不足陷入困境,杀马充饥,只能靠有限的空运补给。
此外,华东野战军又抽调5个纵队加特种兵纵队由华野参谋长陈指挥,加入对双堆集第12兵团的围攻。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因回家奔丧最初没有随军,第12兵团被围后乘飞机进入双堆集包围圈。
1948年12月6日,中原野战军、华东野战军对第12兵团全线发起攻击。
1948年12月12日发起总攻,至15日第12兵团残部各自突围被歼灭,消灭了国民党军12万人,俘虏第12兵团司令黄,副司令胡单独突围逃出。
华东野战军于1949年1月6日,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,至10日将其全歼,生俘杜聿明,击毙邱清泉,李弥化装逃脱。至此,淮海战役结束。
淮海战役结束后,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乘胜追击,摧枯拉朽直抵长江北岸边,百万雄师与长江南岸的南京隔江相望。东野和华北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也逼近武汉,直指武汉白崇禧的华中‘剿总’指挥部。
长江中下游北岸已经聚集近二百万久经沙场的解放军,势不可挡,士气正盛。
此时,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、武汉、上海,已是人心浮动,惶惑不安。
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、上海集中船只,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,各级政府官员和全国的商贾财主富商争相逃往香港、台湾。卢先生的民生公司的船舶生意达到巅峰。
从北平转移到南京的故宫博物院文物也开始迁往台湾。
1949年元旦过后,CH中国公司旗下的四大华侨城也在争先恐后撤退,城中暂时落脚的海外华人华侨一夜之间,全部跑光。
仅回国三年,多家工厂刚刚竣工投产,CH公司已经在中国境内投资7千万美元和8千万大洋。
一个像西门子三菱的百年企业梦好像即将破灭。
上海最恐慌,几十万人拖家带口逃亡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,刘秀的艰难抉择时刻来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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